德国评论家龚特尔·安德尔曾这样描述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而卡夫卡则说，‘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卡夫卡，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作家，一生用德语写作。在他写的故事里，主人公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甲虫，无法再变回原形。卡夫卡与父亲不合，工作不顺，与女人纠缠不清，在他的身上，似乎有无数个标签与谜团。
9月底，一场由中信出版集团、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中信读书会等联合举办的以“寻找卡夫卡”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在中信书店举行，邀请到了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葛婉娜（Ivana Grollová），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任卫东教授与捷信企业社会责任经理维他·葩普赛克出席。
《寻找卡夫卡》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与捷信合作出版，于2019年8月推出。该书作者是捷克研究卡夫卡的专家拉德克·马利以及著名插画师蕾娜塔·富契科娃，并由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亲自作序，通过大量精美的绘画搭配文字向读者展示了卡夫卡不为人知的一面。
读书分享会现场
说德语的卡夫卡与布拉格
如果我们在中文网络上搜索卡夫卡或是读他作品的中译本，不难发现对他的介绍都是“奥地利作家”，但实际上，任卫东说：“卡夫卡一生从未长期离开过布拉格，他大多数日子都是在波西米亚度过的。”
19世纪的布拉格由三个族群组成：德意志人、捷克人和犹太人。德意志人在数量上虽占少数，却垄断着这片土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高层位置；另一个比较大的族群是捷克人，他们虽占社会中的大多数，却基本上处于中下层，同时他们一心一意想要脱离奥地利国的统治，而这一政治立场与当时的德意志大相径庭，因此，两民族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对抗，而处在这两个对抗民族之间的便是犹太人。
任卫东提到，当时的布拉格正处于文化和语言的十字路口，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中下层民众对于国家走向感到迷茫，而卡夫卡正是降生于这一时期。
18世纪中后期，维也纳统治者不仅废除了原有关于犹太人生育繁衍的歧视性法律，同时使他们有机会和基督徒接受同样的学校教育，这也让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幼年的卡夫卡便和他父亲一样被送去德语学校接受教育。
任卫东指出，20世纪初布拉格的德语大学中犹太学生的比例高达30%，而与之相反，捷克语的大学里面犹太学生只占到了1%。不难发现，德语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这一认同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捷克人仇视他们的因素。
任卫东解释道，当时的布拉格像卡夫卡这样说德语，受德语教育，被同化了的犹太人，无论在哪个民族当中都是异类、他者，“在这样矛盾的历史语境与时代背景中，年轻的卡夫卡开始了写作，而他的作品中也处处流露着分裂、无助和恐惧。”
矛盾的卡夫卡与他的作品
为了更好地说明卡夫卡与文学的关系，任卫东借歌德的回忆录《诗与真》的名字来形容卡夫卡，“诗”代表歌德的文学创作，而“真”则是真实、真相，这本书是讲歌德的文学创作与生活。“而在卡夫卡身上，生活跟文学之间相互渗透，早已无法区分。”任卫东说。
1912年，在写好给情人菲利斯的第一封信后，卡夫卡一口气写下了《判决》。这篇小说在任卫东看来，是卡夫卡创作中最具突破性的一部作品，它也常常被大家看作是卡夫卡跟他父亲关系之间的一个缩影。
在《判决》中，事业有成的年轻商人格奥尔格与一位门当户对的姑娘定了婚，而他一直犹豫要不要把婚讯告诉远在俄罗斯的童年玩伴。他的朋友几年前去了俄罗斯，在那里生意潦倒，疾病缠身又孤独一人。格奥尔格怕刺激到朋友，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婚讯告诉朋友，而他的未婚妻也常常为此与他争执。这天，格奥尔格终于写好了信，他走到了父亲的房间，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是很奇怪地问了一句：你真的有这样一位朋友吗？
故事的最后，身体有疾的父亲从床上一跃而起，恢复了往日巨人的形象，指责格奥尔格的婚姻是对父母与朋友的背叛，而远在俄罗斯的朋友才是符合自己心意的儿子，他判决格奥格尔跳河淹死，格奥尔格最终因精神压力跳河而亡。
任卫东认为，这个故事绝不仅仅是对暴虐父亲和怯懦儿子关系的批判，它更是一个成年男人犹豫地尝试着成熟与社会化，最终却又失败的故事。实际上，现实中的卡夫卡作为将来要继承家业的独子，从小就深受家人的重视，然而他对生活的想法，与父母对他的期望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由于无法完成父母对他的期望，所以常常倍感压力。
而这种矛盾的性格也同样体现在卡夫卡与女人的关系上。卡夫卡一生未婚，曾三次订婚又最终都解除了婚约。“他向往感情生活，向往女性，但他同时也惧怕与女性有特别近距离的相处，因为那就意味着他要失去写作赖以生存的孤独感，”任卫东说。
他最著名的女友之一是一位犹太商人的女儿——菲利斯，菲利斯自立又能干，卡夫卡对她一见钟情，他们两人的交往从1912年延续到1917年。在这整整五年的期间，卡夫卡两次求婚，又两次将婚约取消。
任卫东评价道：“卡夫卡对菲利斯的爱就像一场没来由的无名高烧一样，来去都没有什么缘由。”她进一步解释，实际上，在他们交往的五年中，总共只见过17次面。从相识到第一次订婚，分别生活在布拉格和柏林的两人只有六次短暂的见面，但卡夫卡写给菲利斯的信却多达三百封。
在任卫东看来，他们跌宕起伏的关系发展其实是卡夫卡在自己的想象和信件中建构出来的。一方面，婚姻对卡夫卡而言，更像是把他从可怕的父子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但是另一方面，一直特别恐惧婚姻的他又觉得家庭生活不仅让人窒息，也会失去写作所需要的孤独，而写作对于卡夫卡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卡夫卡也曾在与菲利斯的通信中，多次探讨中国清代诗人袁牧的《春夜》：“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本是古人向往的夜半读书、红袖添香的闺阁情趣，然而却被卡夫卡赋予了西方艺术家在婚姻生活与孤独艺术家之间的矛盾、难以抉择的意义。所以，当他与菲利斯的距离迅速拉近，他开始犹豫、担心。
任卫东
敏感的卡夫卡与我们的时代
德国作家阿尔特曾这样描述卡夫卡：“卡夫卡的情绪有着惊人的代表性，他的恐惧是现代人最本质的病。”任卫东指出，对很多作家而言，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模仿，而对卡夫卡来说，他的生活则是在实践其文学作品里虚构的生活模式。“但他的作品，绝对不是个案式的心灵倾诉，也不是一个心理病态敏感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梦中呓语。”
与其说卡夫卡的写作是一个心理疗愈，倒不如说是一个把伤口撕开给别人看的过程。任卫东说：“他就像他笔下《乡村医生》里面的患病少年一样，带着一个与生俱来的伤口，向现代人展示着他的恐惧、无助与无所适从。也正因如此，虽然他的作品晦涩难懂，却依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在191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中，卡夫卡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在如此荒诞的场景面前，主人公并没有感到惊讶，反而是很快地适应了自己的“虫形”。他默默打量着自己的身体，看着窗外的天气，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天哪！我选了多么辛苦的一份职业啊。”在格里高尔的潜意识中，他将变形与职业联系在一起。要不是为了家庭，他早就想辞职了。而异化成非人——变成甲虫，客观上就不能去上班了，于是顺理成章地摆脱了职业，还不用背负心理上的愧疚。
在卡夫卡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中，人同样被异化为动物。主人公终身致力于表演绝食，为自己绝食的艺术不被理解而表现得痛苦。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为艺术献身的时候，他奄奄一息地说出了自己绝食的真相：“挨饿只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而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瞳孔里依然流露着坚定的绝食信念。
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中处处都流露着对于当时社会腐败、帝国的强暴专制以及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与隔阂的一些思考，而政治与民族的矛盾也加深了这个敏感阴郁的人内心的苦闷与孤独。
任卫东认为，作为一个极端敏感的人，卡夫卡对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陌生、恐惧、无助有着更深刻的感受，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作为一位独特的作家，卡夫卡以先锋的方式表达出一个观察和感受，所以在他去世以后将近一个世纪，卡夫卡从布拉格走向全世界，从奥匈帝国走向21世纪。
卡夫卡不仅属于捷克，不仅属于奥地利，更属于全世界，属于每个时代。而阅读卡夫卡，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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