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没有想到一个运动不仅能让人下岗、失去工作和没有生气，还能够让人吃人、让人吃别人的呕吐物，甚至让人今夜还在但明早便成为被被子裹着扔到荒地的死尸。
“和空置而巨大的厂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
王兵拍摄纪录片的最初原因，和他最有名的作品《铁西区》所表达出来的情绪一样，来源对未来的彷徨。在拍摄纪录片之前，王兵还未发现对未来的彷徨其实来源于对历史的无知，他后来拍摄的一系列纪录片作品，都在试图寻找到暗处的历史，并以此来揭开无人发现的伤疤，让痛感引导现实。
王兵出生在西安的农村，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1967年。14岁时，王兵的父亲突然去世，14岁的王兵根据当时的政策，无法拒绝的顶替了父亲在设计院的工作，还未成年的他一下子代替父亲成为了一家的经济支柱。身处中国社会最为动荡年代的王兵，一边懵懵懂懂的工作，一边努力给家里寄钱，当时他的姐姐正在上大学，急需王兵顶替父亲赚来的工资。王兵的儿时经历注定了他不想和历史发生关系都不可能，王兵过早的步入社会，当时文革浩劫带着余波刚刚结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打倒，全党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上台，他正运筹帷幄的准备实行实行一国两制、改革开放的政策。
历史似乎走向了光明正途，王兵也从父亲的单位离开，想学习自己颇为喜欢的摄影。1991年，24岁的王兵离开父亲的单位去沈阳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在沈阳这个因为历史原因而成为工业城市的地方，王兵再次和历史有了亲密接触。那时正巧是国企体制改革，大批的沈阳工厂工人被清退下岗，一时间工人的铁饭碗纷纷落地。在沈阳上学的那段日子，性格孤僻的王兵“和周围的人都非常不熟悉”。“沈阳又是一个工业城市，与我过去生活的地方差异比较大。我刚到沈阳的时候，情绪一直比较低落，经常去这些工厂和铁路道口之间拍照片，以此来消磨时间”。王兵当时最喜欢去拍照片的地方便是后来让他扬名的铁西区，铁西区是一个因为国企体制改革而逐渐荒废的工业园区，王兵对这里空置而巨大的厂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这些工业区的外部形象给人一种象征性很强的感觉，那种大型工业的躯体，从过去的大工业激情当中，渐渐变得萎缩和衰弱。当你个人站在这其中，不由得使你自己感到自己也是这样，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
和铁西区一样感到未来渺茫的王兵，1999年从学校毕业后，告别了沈阳和荒凉、冷寂的铁西区，去了北京。在北京，王兵并没有交上好运。他先后担任了几部电影的摄影，但这些工作都是像《变形记》那样帮朋友的忙。“那时候的剧组并没有什么细致、确切的拍摄计划，所有东西都是很松散的，只是你剧组里缺少一个摄影师，于是朋友找到我。那时做摄影工作是很松散的，并不频繁，也不快乐”。
在北京待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王兵除了帮朋友的忙，同时也是朋友帮他的忙做了几次摄影师之外，基本上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王兵在人潮汹涌的北京街头，经常感到惆怅不已。他开始怀念一个人在沈阳铁西区独自拍摄照片的时候，萧瑟的冬日的铁西区，几乎没有几个人的巨大厂房、绵延百里却只偶尔有几辆火车驶过的陈旧铁轨以及工厂生活区内那些不知命运如何只能浑浑噩噩度日的青年，都反而让王兵的心里涌起一丝温暖。那时王兵常常站在铁西区的厂房里，一言不发的看着这个已经死去的庞然大物。铁西区似乎就是王兵当时内心世界的映射，它暗合着王兵的境遇和心理状态。王兵拿着照相机拍摄这个巨大的厂房和厂房内的人，其实也是在拍摄自己，拍摄一个体制和一个体制下的人。王兵在北京的夜里辗转反侧，“铁西区”这三个字让长时间无所事事的王兵仿佛摸到了人生中的导线，他明白铁西区里的故事“才真正是人的故事”。
他决定拿着摄影机回沈阳拍下这个故事。
《铁西区》
“拍摄那些没有看到自己存在的人们”
回到沈阳的王兵，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自己用来拍摄影像的DV。他来到沈阳后立刻就去了铁西区，铁西区的厂房比几年前更加破败和落寞，人们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被失落和灰暗笼罩。和以前在铁西区漫无目的的游走不同，王兵再次来到铁西区，有目的性的重新转了一下这个面积达到48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
本来想为铁西区拍个故事片的想法，在铁西区这个突然变得纷繁和沉重的题材下，似乎变得无法实施。更让王兵苦恼的是资金的问题，当时王兵的口袋里只有几千块钱，他没有钱组建剧组，摄影器材也只有一台精度并不高的DV。题材和资金的双重问题，让王兵为铁西区拍摄一部故事片的想法走入了死胡同。如何把单薄的DV和体积庞大的铁西区联系起来，王兵左想右想，他发现只有纪录片这一种方式能完成。
确定了纪录片的拍摄方式，王兵发现导演和摄影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到底究竟纪录铁西区的什么、如何纪录，王兵自己还未最终确定。王兵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再次不断的去铁西区，希望能寻找到一个思路。王兵和上学时一样，每天都会定时出现在铁西区内，这和10几年前王兵一个人在铁西区拍摄照片时的状况一样，王兵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上。在铁西区内游走的王兵，因为性格的原因，并不上去和谁说话攀谈，他只是拿着DV在铁西区的各个地方像幽灵一样走来走去。王兵“每天都背着机器在寻找机会”，他想发现一个能让自己形成拍摄欲望的对象。王兵偶尔拿起DV会拍一些影像素材，但他“从不向居民和工人做任何关于影片拍摄方面的解释”，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拉近镜头然后拍摄那些甚至没有看到自己存在的人们。
在每天每日穿梭在铁西区的生活里，王兵意外的发现了铁西区冰冷厂区角落的生活区。这个生活区名为“艳粉街”，光是名字就充满了和铁西区名称相互抵抗的媚俗意味。艳粉街住着一群在铁西区上班的工人和家属，那里常年盘踞着一帮十七、八岁的年青人和已经进入迟暮之年的老人。王兵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两周的时间一直都在这条街上从东走到西，再从西走到东。在王兵的观察下，他发现“这群十七、八岁的年青人，每天无所事事地走在堆满积雪与垃圾的社区里，他们的出现为这个社区沉闷的生活带来一丝生命的活力，他们是代表着这个区域最有生命活力的群体，对他们生活现实的表达，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我和他们在一起，也使我不断地在思考我自己过去的生活。”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从艳粉街找到突破口的王兵，决定把《铁西区》这个还未形成清晰形象的故事彻底搞清楚。王兵想要展现的，是铁西区这个工业时代理想化破灭后的人走茶凉，以及在这样看似没有希望的土地上生存着的人们的苦乐酸甜。王兵自己拟定了一份拍摄大纲，铁西区最让他痴迷的地方有三个，这三个地方正好可以组成拍摄的主体——工厂、铁轨、艳粉街。王兵决定就用这三个场景来概括整个铁西区，这三个地区也正好是铁西区特点最为鲜明的区域。
但在真正拍摄《铁西区》的过程中，王兵其实并没有按照区域的递进顺序来拍摄。摄影师出身的王兵，随机性的在铁西区内寻找最好的景深和景别。王兵是个谨慎又谨慎的人。他不与拍摄对象接触，原因之一是性格内敛，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王兵害怕有阻力影响纪录片的拍摄——他十分清楚铁西区这个事物本身对于某些东西来说是消极的、负面的和不想让其呈现的。“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所要拍摄影片的整体意图。在拍摄的一年半之中，这个影片只能在我内心里一点一点来实现，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全的将这部影片拍摄完成。”
王兵拿着DV在铁西区的寒风里站立了18个月，拍了300多个小时的影像。他拍下了空置已久的厂房、不再轰鸣的机器、雪泥黄冰枯树灰草混杂在一起的街道，在王兵的镜头下，被宣布解雇的工人们，沉默着来到远郊的工人疗养院治疗自己因为长年累月在车间劳作而铅中毒的身体。这些身份被体制剥夺的人们，在疗养院里打牌，情绪来了吹吹萨克斯、看看黄色电影和综艺节目。工人们会在下雨时突然安静的坐下来看雨水，即便是抬着工友淹死的尸体，这些被抛弃的工人们依旧会有一丝凄楚的笑容挂在脸上。他们的生活第一次被做成影像拍摄下来，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从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到摄影机。当被解雇的工人等不到所谓的补贴，而被迫去废弃的工厂里捡拾已经变成破铜烂铁的机器零件变卖时，工人所期待的只有和工友聚在一起唱唱KTV，唱唱古巨基的《许愿》和董文华的《春天的故事》。
2003年，《铁西区》彻底完成。但王兵并不能让这部电影进入国内的院线，因为它是一部王兵自己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没有审批也没有许可。王兵只能像所有独立纪录片导演一样，拿着《铁西区》去国外的影展上碰运气。2003年，《铁西区》入选德国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在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上的放映结束后，王兵的《铁西区》引起了国际纪录片界的重视。同年，王兵纪录片处女作《铁西区》获得了纪录片界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和凤鸣》
“历史是必须要被尊重和呈现的”
但《铁西区》的名声并没有换来钱，王兵下一部纪录片和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一样，依旧找不到任何资金。
2004年，又陷入无事可做状态的王兵在飞机上百无聊赖的读了朋友送给他一本书——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作为一个西北人，王兵对发生在家乡的那段“反右”和劳改农场的黑色历史感到了无比的震惊。这不同于《铁西区》的故事，它比《铁西区》更为残酷和富有冲击力。王兵没有想到一个运动不仅能让人下岗、失去工作和没有生气，还能够让人吃人、让人吃别人的呕吐物，甚至让人今夜还在但明早便成为被被子裹着扔到荒地的死尸。
下了飞机后，王兵心绪澎湃，他把《夹边沟纪事》这本“在中国文学上是至关重要的”书牢牢记在了心里。王兵去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夹边沟的资料，后来联系到了杨显惠本人。王兵和杨显惠聊了很久，杨显惠书中和口中那些鲜活的历史，让王兵觉得“感受到了那个时候的人的一些真实的心理，他的情感，包括他的身体(状况)。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我仿佛可以回到50年前。”
2005年，王兵和杨显惠已经多次沟通，决定要把《夹边沟纪事》拍成一部故事片。但仅凭一本书来拍摄故事片，对于王兵来说资料并不充裕。《铁西区》的拍摄塑造了王兵必须要深思熟虑后再动手的习惯，不能如此草率的就对一段历史进行粗糙的拍摄，王兵希望自己首先必须要了解和进入到那段历史中去。
机会很快就来了。2005年8月某天的清晨，杨显惠联系王兵，告诉他有一个夹边沟当年的亲历者，要不要去看看。王兵激动不已，他当即拿着摄影机和杨显惠一起到这个名叫和凤鸣的老人家中拜访。和凤鸣老人见到杨显惠和王兵后，没有多说客套话，这位急需倾诉已经被尘封历史的老人即刻便打开了话匣子。在和凤鸣老人的讲述中，王兵与和凤鸣老人一起经历从建国开始的一切政治风暴。在老人娓娓道来的话语中，17岁的和凤鸣带着对祖国的期待，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她与丈夫一起在某省的日报社做新闻记者工作。然而时间到了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反右倾斗争运动，和凤鸣的丈夫和她均因欲加之罪被打成右派。和凤鸣在长年累月的批斗中差点自杀，1958年，和凤鸣和丈夫分别被强制送往中国西部的两个劳教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和凤鸣老人在农场的两年半时间里超负荷劳动，饥饿和死亡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她。
1960年，和凤鸣的丈夫给妻子写信，信上说他即将饿死，和凤鸣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些吃的，冒着大雪赶到她丈夫劳动的农场，然而等待她的只是丈夫已经饿死的噩耗。丈夫死后，和凤鸣老人戴着右派的帽子，带着两个孩子苟且偷生地活着，直至1979年被平反。1991年，老人重返自己丈夫死去的劳教农场，希望能找到丈夫的坟堆，但和凤鸣老人最终没有如愿。
和凤鸣老人足够凄惨和悲痛的人生经历，在王兵的脑子里刻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是必须要被尊重和呈现的”成为了王兵至今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王兵同时深知“历史是一个很容易变得大而无当的词语”，要想把《夹边沟》这样一个敏感又沉重的题材拍好，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王兵在离开和凤鸣老人家后，决定先拍摄一部和凤鸣老人讲述自己生平的纪录片。王兵花了三天的时间，拍摄了8个小时的素材。王兵让和凤鸣老人坐在镜头前静止不动，他用光线的变化来给纪录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和凤鸣》拍完后为王兵带来了第二个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奖。王兵随后又拍摄了讲述一个生活贫困但坚持自力更生的农民的纪录片《无名者》，这期间他接了国外电视台的命题作文，拍摄了反应山西煤矿利益链条的《煤炭，钱》。王兵一直在有意克制自己拍摄《夹边沟》的冲动，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全国各地寻找夹边沟的资料和当事人，王兵把《夹边沟纪事》翻阅过无数次。《夹边沟纪事》里有19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在王兵看来都难以取舍。随着时间的推进，王兵深知如果再不拍《夹边沟》，自己可能就要失去一个重现历史的最佳机会。
《夹边沟》
“旧世界分崩离析”
3年对当事人的走访、全国各地寻找到的众多照片、文字和书信，让王兵心里拍摄《夹边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如果再推迟拍摄计划，可能那些亲历夹边沟农场黑暗岁月的老人们，会再也无缘见证自己那一段足以写进中国历史的经历。王兵在迫切的压力下，决定“主要选取《夹边沟纪事》中的三个故事作为基础：《上海女人》、《逃亡》和《一号病房》”，决定了故事，拍摄场地便也定在了这三个故事在小说中发生的地点：甘肃明水。
虽然确定了电影的拍摄内容和地点，但王兵没有独立执导过故事片，他并不清楚带有王兵印迹的故事片应该如何拍摄。在剧本创作的阶段，王兵既想让电影有更丰富的故事性，同时又不想舍弃原始素材的力量。和《铁西区》完全不同，王兵不想再用现实来展现历史车轮碾压过后的惨状，他想要用夹边沟的劳改这个历史来叩问历史本身。在王兵的理解里，纪录片和故事片最大的不同就是“纪录片需要线索，而故事片只需要人物”。于是王兵把剧本的核心定位在了人身上，他要展现每一个劳改农场内苟活、死去和逃出生天的人的状态。在第一次看完《夹边沟纪事》的6年后，王兵带着自己对故事片的理解，一个人独自写完了《夹边沟》的剧本。
因为自己纪录片带来的国际声望，王兵为《夹边沟》拉来了法国和比利时的投资。他“没有花中国人的一分钱”，却准备用摄影机纪录中国人最应该纪录但反而没有纪录的历史。因为准备时间充分，王兵组建了对于他来说超大的摄制团队，70个工作人员的阵容，已经和《铁西区》时单枪匹马的状况截然不同。但戏谑的是，导演和执行导演以及“百分之八十”的镜头依然是王兵一个人完成的。这依旧和王兵孤僻的性格有关，在他看来，拍摄本身就应该是自己独立完成的事情。在演员的选择上，王兵没有更多的资金去用那些已经在华语电影圈成名的演员。而是选用了“几个刚刚毕业的学表演的学生，和唱秦腔、豫剧的。”一切就绪后，王兵带着摄制团队来到了甘肃。甘肃冬日的天气极其寒冷，明水当年的劳改农场是在一片荒地上，于是王兵也带着摄制团队来到了荒地上。演员们像当年的劳改犯一样，住在人工挖掘的简陋的土窑子里。这种从荒地上直接挖掘出来四处漏风的土窑子，温度有时比外面还要低。王兵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拍摄着劳改犯们来到农场、在农场一边被管教殴打一边劳作、没有口粮躺在床上等死和因为饥饿而吃骡马都不吃的草籽这些当年真实发生在明水的悲惨事件。
经过了三个月的实拍和一年半的后期制作，《夹边沟》出炉了。但艰苦拍摄耗尽了王兵的体力，他在拍完这部电影后在家休养至今，就连接受媒体采访也只能最多聊一个小时左右。《夹边沟》在拍摄时，便因为题材的原因而获得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对于王兵来说，《夹边沟》以惊喜片的身份入围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时，他并没有因此觉得自己又一次成功了。国外媒体的评论证明了王兵的担忧，“用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一段历史”和“这其实还是纪录片”的评论让王兵的故事片无法走出纪录片的藩篱。电影中晃动的手持摄影、宁静的长镜头和浅淡的叙事线，都让《夹边沟》造成的效果也确实更像《铁西区》，而非一部成熟的故事片。
也许王兵永远都无法超越《铁西区》带给自己的成功，但正如当年王兵在《铁西区》的开篇写的那段话一样，展现“旧世界分崩离析”永远是这个曝光暗处历史的纪录片导演所要拍摄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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