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一些青年聚集在有着“美国波西米亚”之称的纽约格林威治村。“性革命”在西方并不单单是多性伴侣和交换性伙伴，而是和反战、反传统和女权主义运动等融合在一起的。与中国当下更多追求官能享受的“性革命”相比，西方的“性革命”具有更多的精神性，更多的叛逆色彩　

袁岳:性安全应该是个公共化问题

　　
香港九龙街头充斥着各种诱人的按摩广告
　　

　　2000年夏季的一天，性学者方刚收到一封陌生人的电子邮件，写信人称看过方刚的大部分性研究作品，所以想聊聊她自己的故事。“因为从你的书里看出，很多事情说出来，你能理解我。”

　　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方刚的性研究新作《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调查》，这个陌生的写信人就是书里的F07，一个40多岁的女工程师，保守估计，她有过400多个性伙伴，方刚说，如果只是大致预估，她的性伙伴应该是600多个。

　　在《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调查》里，方刚共写下13个故事，有男有女，平均性伙伴二三十个，F07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访者。书出版发行后，方刚不停地被问道：FO7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方刚在写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里说，我总是这样回答：她是个普通的女公民，一个高级工程师，她可能就是你的同事，邻居，姐妹，只是你并不知道！为此，方刚特意给他的文章取标题叫：《性伴多数者我的兄弟姐妹》。13个各自精彩的故事又一次佐证了生活的真实永远超过想象：多性伴者正在或集或疏、或隐或显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又或者，他们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了。

　　仅仅是几年前，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性”还只是个含羞带怯的字眼，但是，现在，生活的真实已经逼迫我们必须谈谈“多性”了。

　　在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里，“中国多性”最早的调查来自性学者刘达临，是在1989年2月至1990年4月，这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显示，配偶除外，与另一个发生关系的，城市为0.8%，农村为1.1%；与另4人或4人以上发生关系的，城市是0.4%，农村为0.3%。调查表明，1980年代末，中国城市88.1%、农村93.7%的人，只与配偶发生过关系。

　　距今最近的多性调查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10年后，1999年由潘绥铭主持完成，他们给出的结论是：婚外性行为正在增加，而且速度很快，尤其是在城市男性中，假如一直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增长，每10年就有增加20%的可能性。

　　2001年初，美国《时代周刊》对亚洲的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四国和香港地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超过1000人的被访者中，曾经拥有2至4名性伙伴的男性比例以香港为最高——53%，韩国则有27%的被访者曾有过5至12名的性伙伴。而在潘绥铭的调查中，拥有“目前配偶”以外的“其他性伙伴”并超过10人的，占总人口的0.7%，从没有过别的性伙伴的，仍然高达83%。

　　那期《时代周刊》的开篇文章《Let's Talk About Sex》(让我们谈谈性吧)写道：一个开放的亚洲正在形成，亚洲人怀着更强烈的好奇心，让自己更舒适，更愿意尝试“性”——这种观念正在影响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5年后，即现在，我们怀着同样的好奇和真诚，开始我们自己的调查和定义：也许一个“多性”的中国人群正在形成！只是我们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