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成长如此多FUN·中国残障发声月《残障与性》分享活动”在广东话剧院举行，周杨静(2008年北京残奥会T A级男女混合双人双桨冠军)、潘龙飞(卡尔曼氏综合征患者)、王雪洪分享心得。
不能说的秘密
8500万残障人士的性尴尬
我们以为他们需要关怀，其实他们更需要爱情。据中国残联2010年的统计，全国残疾人总数为8502万人。平常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多集中于出行与就业，很少人意识到，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渴望爱。
2014年11月是中国首个残障发声月，一场“残障与性”的分享活动，让残障人的性需求议题首次摆上讲台。四位残障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公开面对200多名观众“谈性说爱”。
盲人按摩店里的性隐私
阿冲一个人站在黑暗的舞台上，正如他此生的处境。
他出生于河北沧州，身患先天性眼疾。12岁时，阿冲被送进盲校，跟全国大多数盲校学生一样，他学到的唯一技能是按摩。15岁后，他进入按摩店工作。之后的11年，他辗转于全国各地的按摩店，直到自己忍无可忍。
按摩师平均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的活动就在按摩店里的方寸之地。有些按摩店提供集体宿舍，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有的店直接让他们睡在按摩床上，狭小的活动空间让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隐私。盲人按摩店里，男按摩师面对的是长时间的性压抑，女按摩师面对的还有性侵犯。
狭隘的社交圈和自身视觉障碍，造成了男性按摩师的高单身率。他们虽然看不见，但是心智和生理需求是正常的。盲人按摩店里一般的男女比例是4：1。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店外的活动，店里的客人也鲜有能发生故事的，这使得男性按摩师找对象难上加难。而他们解决性需求往往只有两个途径，自慰和嫖娼。有的年轻按摩师晚上就在按摩床上自慰，把床弄脏了，往往会挨一顿骂。冒险外出嫖娼者，则面临着更多的危险。
有伴侣的按摩师境况同样尴尬。阿冲偶尔有看到按摩师夫妇在集体宿舍里亲热，“男的动作不敢太大，女的不敢发出声来。”在按摩店内则更没有隐私可言，偶尔有好事者，甚至会偷偷拿出表来计时，随后成为第二天的谈资。他们有时候就干脆到厕所里“解决”性需要。虽然各种不方便，盲人夫妇还是很少选择到外面租房，一则少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两个盲人，二来上班也不方便。
相对而言，女按摩师面临的不仅仅是性压抑问题，更多的是性侵犯。阿冲称，每一个盲人按摩师，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不同程度性骚扰，但女性更容易受到性侵害。
他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个案。两个十几岁刚入社会的女按摩师，在工作期间，被客人拿刀相逼强奸了。事后，按摩店老板让她们不要报警，两个女孩听从了。悲剧却没有因为隐忍而结束，之后，其中一个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件事情却不了了之。阿冲说起这个事情也只有唏嘘无奈：“盲人按摩师的圈子很小，这事经过口耳相传，大家都知道了，但知道了也就只是知道了。”
“一堵看不见的墙———视障按摩师的性难题”，这是阿冲的演讲题目。他把按摩店里的隐秘性事讲了出来，因为他想让外界知道，视障人士除了眼睛跟健全人不一样，其他需求是一样的，他们也有生理和精神需求，也希望能有一个伴侣。阿冲表达了自己最朴实的愿望：“爱就要大胆说出来，爽了可以叫出来。”
残障女生爱美丽
在第一次看完话剧《阴道的独白》之后，王雪洪为这样一部女权话剧竟然没有残障女性的形象而惊讶。“是因为大家觉得残障女性没有性需求么？”
王雪洪是广东省残培教育基金会项目官员，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腿部有残疾。在过去一年，她在供职的广州市残疾人英语培训学校创办了“残障女生成长计划”。
“普通女孩长到一定程度，父母就会给她们讲一些自我保护的知识，但残障女性的父母很少会讲，因为觉得她们并不会遇到性骚扰。”王雪洪认为，这也是残障女性特别容易受到侵害的一个原因。
在性教育方面，残障女性还面临“同伴教育”的缺失。住过宿舍的女生都知道，“卧谈会”其实也是增长性知识的一个途径，普通女孩会乐于和朋友分享恋爱的经历，而残障女生的这个“小秘密”圈却比较特别，因为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尝过恋爱的滋味，恋爱中的朋友又因为害怕伤害她们的自尊，不敢和她们分享。
王雪洪的性教育课大受欢迎。第一堂课，她教的是“身体的美”。“什么是美女，广告上呈现的都是年轻的、完美脸蛋、魔鬼身材”，很多残障女性都缺少对自己身体的认可，羞于把自己的身体展示在别人面前，也常常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美”的定义的影响而感到失落。
学校里有一个女孩，从来都是穿有兜的衣服，把手插在口袋里。她跟男朋友拍拖四年了，一直不敢把手掌缺失的右手给对方看。曾经也因自己身体自卑的王雪洪感到心酸。
“什么是美？”她掏出一张明信片，照片上戴着宽沿草帽的女子酥胸半露，坐在轮椅上，一条腿是萎缩的。这是她去德国交流的时候带回来的一本摄影集，主题是“残缺的美”。“残障的身体为什么不可以是性感、风情的？”她正在筹备这样一个摄影展，展现中国残障女性的美。
课程最后，她发起了一项活动“一起去游泳”。20多名学员的第一反应是兴奋和期待。但随后，学员们开始出现各种忧虑，“老师，穿了泳衣假肢怎么办？”“教练可不可以是女的？“旁边有没有别人？”
尽管事先有比较细致的安排，游泳场里的学员还是遇到了问题。比如更衣室离游泳池有一段距离，有腿疾的学员便为是穿着假肢走出去，还是跳着出去的问题纠结了很久。最后，她们还是跳着到了游泳池。在专业的游泳辅助工具和教练的帮助下，学员们第一次到水中游泳、玩游戏，收获了难得的自在和快活。“当我看到一群从前总是长衣长裤把自己包起来的女生，穿着彩色的泳衣在水中，觉得很感动。她们只是需要多几次这样的集体练习，以后她们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游泳。”
王雪洪很兴奋地描述着自己的计划，她还想举行摄影展和时尚T台秀等，让一些优秀的残障女性榜样走出来并发出声音，让社会更加了解这个群体，也让残障女性们意识到，她们一样有追求美丽的权利，更有享受性爱的权利。
同志之爱
2岁时，他因为药物过量，导致再也听不到这个世界美妙的声音。15岁时，他意识到自己对男性有明显的好感。来自西安的80后男孩铃木，拥有阳光暖男的外在，看起来与普通人并无不同。事实上，作为一名有听力障碍的男同性恋者，他一直背负着家庭和社会对这双重身份所施加的重压。
17岁那年，懵懂的他遇到了初恋，却浅尝辄止。“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搞同性恋？”一直看着他长大的老师带着质疑和关心问道。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立马否定，突然的质问让他惊慌失措。最终，他们的恋情还是曝光了，学校要开除他，通过家人与学校的几经商量，才让他获得了续学的机会。铃木谈起这段往事，回忆起当时的心态：“很奇怪的是我的心情释放了很多，不是因为我不用被开除，而是我出柜了。”
进入大学后，铃木遇到了他的现任恋人，一名同样有听障的东北男孩，长得阳光帅气。两个人在网络上偶然相识，在大学两年半的异地恋里，他们利用大学的寒暑假，去了很多地方旅游，与很多的恋爱一样，他们也经历了许多酸甜苦辣。
直到有一天，铃木的男朋友对他说：“我将来还是会结婚的，要和女孩谈恋爱，因为同性恋本来就不现实。”听到这个消息，铃木崩溃了。而后，男朋友向他表示，即使自己结婚了，也希望与他保持精神上的恋爱关系。铃木决然选择分手。
此后，失恋了的铃木一蹶不振，不愿意上课，颓废度日。直到有一年的5月20日，他收到前男友的短信，说给他寄了一份快递。而当铃木赶到校门口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铃木的男朋友在那天告诉他，希望可以用一辈子来爱他。
如今仍和男友幸福在一起的铃木，站在舞台聚光灯下告诉所有人，“残障人士的爱情，同性恋的爱情，跟普通人没什么不一样”。
残障青少年的性教育
广州市少年宫特殊教育中心副主任关小蕾忘不了16年前那一幕，她刚到特教中心上课，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全身沾满了斑斑点点的月经血。自此她立志要在特教中心开办性教育课程。
2009年，关小蕾和几个学生家长一起到美国学习，并把美国的特殊儿童性教育专家请到广州，开展了为期近两年的教学和调研活动。在美国专家的帮助下，广州市少年宫成立了“爱成长综合性教育课堂”。
苏艳雯是“爱成长”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老师，他们的课程对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肢体障碍和心智障碍的青少年群体都各有侧重区分。“其实他们和普通的青少年一样，都有青春期的懵懂和困惑，只是我们常常忽视了他们的这种需求，把这归入到他们‘不正常’的表现。”
“残障青少年也渴望爱情、渴望婚姻，可是在中国，他们能否满足自己的需求，很多情况下还是要取决于家人。”苏艳雯坦言，通常情况下，特别是智力障碍的群体，正常的需求会被忽视。“有时候，他们没办法和异性交往，家长也接受不了他们的自慰行为，处于压抑和苦闷阶段。”
目前，少年宫的性教育老师已有十几名，每周末都会开展课程。他们也是这次“残障发声月”的主推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公众倡导活动，让社会更坦然接受这个特殊群体的正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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